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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新闻行业的职业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资深新闻从业人员离职或转行的数量增加[1]；二是新闻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对口率处于较低水平[2]，且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相对较弱，并产生职业认同危机[3]。其中原因，大多指向职业现实境遇与新媒体行业的冲击[4]。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面世以来，危机话语再度主导新闻社群的职业认知[5]，人工智能的发展又重新定义了“记者”的职业角色、技能和业务范围[6]，新闻职业身份认同危机进一步加剧。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何会对新闻职业身份认同产生影响？这些危机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和界定新闻行业的职业认同？又该以何种路径重构契合时代需求的新闻职业身份？这不仅关乎新闻从业人员个体的职业定位，更关系到新闻业在媒介融合时代的生存根基与发展方向。根据笔者对传统主流媒体长达一年的参与式观察，本文将从媒介融合的现实语境出发，剖析新闻职业身份认同危机的表征形式和困境动因，并尝试探索其重构的可行路径。

　　1.行业发展的竞争压力增加职业倦怠。职业倦怠是一种由长期工作压力引发的心理综合征，而情绪耗竭被认为是职业倦怠的核心表征，是指由于情感资源耗尽而呈现的疲惫状态[10]。当下，随着各大机构媒体融合转型的进程加速，信息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形式愈发丰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稀缺的用户注意力资源。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媒体逐渐形成“内卷”态势。新闻从业人员处于随叫随到的“全天候待命”状态，独自处理采写、拍摄、编辑和发布等多项任务成为常态，甚至还需在内容创意、呈现形式和渠道选择上绞尽脑汁，以确保新闻能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新闻从业人员普遍出现幸福感、成就感、归属感都降低的情感耗竭特征，职业倦怠问题日益凸显。

　　2.技术迭代的替代压力降低职业信心。新兴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新闻传播的格局。相较于普通的人类员工，人工智能能全天候高效处理大量信息和自动生成新闻稿件。在2019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上，封面传媒推出的机器人记者“小封”展现出了极高的新闻产出效率，半个月时间，累计发稿542条，日均发稿量达到36篇左右，相关内容在全网阅读量累计超2亿人次[11]。2025年3月，意大利自由保守主义日报Il Foglio更是发布全球首份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报纸，这份4页的报纸的生产制作流程全部由人工智能操控。在技术高度主导传播的当下，部分新闻从业者不可避免地感受到被替代的风险和被边缘化，对自身职业发展前景感到迷茫，职业信心受到重挫。

　　1.新闻核心理念：真实性与客观性的消解困境。真实性与客观性作为新闻行业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理念，早已深深融入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血脉中。然而，在“唯快不破”的时效性追求下，新闻从业人员的内容生产周期被严重压缩，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对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和全面核实。与此同时，新闻从业人员为迎合当下信息接收的碎片化、轻量化与个性化的趋势，报道方式日益简化，进而削弱新闻真实性的呈现效果。另外，融媒体构建起双向甚至多向的信息交流渠道，让受众得以实时地对新闻作品表达想法，参与讨论。这种高度的互动性虽然增强了传播效果，却也放大了情绪因素在传播中的作用。新闻从业人员在与受众的频繁互动中，极易受到社会情绪的裹挟，其报道立场可能因受众反馈或舆论导向而发生偏移，从而对新闻的客观性构成挑战。

　　2.职业行为准则：新闻专业主义的异化危机。从19世纪以来，新闻专业主义就一直致力于将新闻业描述为具有专业性、主体性、公共性和进步性的力量[12]。但目前，新闻专业主义的界限正在被打破，与之伴生的话语体系和资源控制机制也面临挑战。伴随数字平台的强势崛起，“流量至上”的传播标准与新闻专业主义准则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优质新闻内容在流量竞争中遇冷，而娱乐化、夸张化的内容却因契合大众阅读喜好而广受欢迎。这种传播生态不仅挫伤了新闻从业者的积极性，更促使部分从业者将点击率、阅读量作为首要追求，通过娱乐化叙事、断章取义等手段博眼球。此类行为不仅消解了媒体公信力，误导公众认知，还导致新闻生产的价值标准逐渐偏离专业轨道。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困境并非源自单一因素，而是始终受到制度、组织与个体三重逻辑交互的制约。第一层制约来自制度层。1978年后，我国新闻行业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新闻从业人员既要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又要面向市场。这一制度使新闻从业者始终面临身份张力：在官方话语里，他们是“党的宣传工作者”；在财务报表里，他们是需要为广告与流量负责的“利润中心”。当“自媒体”以极低成本夺走了大量注意力资源，机构媒体被迫以更高投入争夺流量，这进一步放大了制度层面的绩效压力。这种制度性矛盾进而转化为第二重制约，即组织层面的制约。为了争夺公众注意力，媒体不断追加技术与人力投入，运营成本和绩效压力不断向下传导，最终落在一线的新闻从业人员身上，令不少人自嘲为“新闻民工”。面对持续加压的组织环境，部分新闻从业人员选择离职或跳槽至以流量为导向的新媒体平台，以换取更高的收入与更直接的变现路径[13]。第三重制约来自专业逻辑本身。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公共机构、学术社群、公众舆论等多元力量的持续互动而不断被重新定义、评估与再生产的动态话语体系。长期以来，新闻从业人员在多重角色冲突中持续进行自我调整，他们的“专业角色”先后与“事业单位”制度下的“职员角色”以及“企业化管理”下的“职业角色”展开激烈竞争，进而影响他们新闻作品的创作质量和职业身份的认同[14]。这种多重逻辑的冲突与割裂，是影响新闻作品的成色与记者产生自我怀疑的最直接因素。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业的重构，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权力分配的系统性再造。首先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引发了内容生产权力的分化。传统媒体以新闻从业人员为核心，形成了采、写、编、评的完整主导链条，而在效率与效益的驱动下，人工智能不断向新闻生产传播的各环节渗透，呈现全流程介入的特点，成为推动新闻业工作流程与角色转型的共识性力量[15]。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赋能于新闻筛选核查、写作编辑和分发互动等各个环节[16]。在体育，财经等领域，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已经可以覆盖大部分标准化内容，成为新闻生产的主力军。这种由技术主导的生产关系重组，使得新闻从业人员在部分领域逐步让渡于新兴力量和科技生产。其次，从传播渠道的权力转移来看，技术催生的短视频平台深刻改变了用户获取新闻的习惯。用户阵地与注意力开始向短视频平台大规模转移，内容影响呈现去中心化趋势。腾讯研究院202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87%的用户通过短视频来获得新闻信息。这说明传统新闻从业人员的“中心权力”被持续削弱。

　　在社会舆论容易出现极端化和情绪化的当下，当新闻理想与现实困境之间出现错位，新闻从业人员不得不平衡组织压力与自己的职业规范和专业期望。这迫使他们重新思考用何种方式在社交媒体上表现自己的身份，到底如何以专业或个人的方式展现自己[19]。例如出现社会冲突性议题时，新闻从业者可能会选择主动回避观察舆论走向，还有一些新闻从业者常常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简介中加上“私人微博，与工作无关”“言论与任职单位无关”的声明[20]，以切割个人表达与职业身份的关联来降低潜在风险。而这种长期的自我设限与切割，在无形中背离了新闻从业人员对事实真相的执着追求，削弱了新闻从业者在职业实践中对客观性、公正性的坚守，社会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评价随之滑坡，职业滤镜被祛魅。长此以往，新闻行业作为社会信息过滤器、公共话语平台的功能将被削弱，而新闻从业人员自身也可能在传统与现代的撕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逐渐迷失职业坐标。

　　一是要加快推进一类事业单位实行二类事业管理，二类事业单位在财政支持基础上转为政府购买服务，推动主流媒体 “再市场化”[22]。主流媒体通过政府注资成立文化公司并进行自主管理，发展多元业务、推行混岗管理，利用资金进行自我积累和发展增强自主性和市场竞争力。在经济收益可观的情况下采取二类事业单位的管理机制，追加新闻从业人员的绩效工资，提升市场化竞争的积极性[23]。同时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设立媒体融合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用于适当保障媒体运营的基本人力成本、基本运行和物业设备维护更新等必要支出。对重大设施建设、运行和维护以及政策性增加的人员补助福利奖励等所需经费另行给予保障[24]。推动企业性质改革，既通过市场化增强活力，又通过财政保障托住基本盘，才能尽可能弥补体制内经营的不足。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的浪潮打破了传统新闻业的壁垒，数字新闻业的发展使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认同危机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职业角色模糊与冲突，职业情感撕裂与疏离，职业价值消解与异化，动摇了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工作核心意义的坚守。身份认同危机的本质，实则是制度框架、技术逻辑与职业认知之间出现了显著张力，危机的出现正是制度、技术与职业认知不一致的直接体现。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危机不仅关乎个体的职业困惑，更关系到行业的生存根基与发展方向，因此，重构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身份认同刻不容缓。以制度调适推进新闻媒体治理创新、以技能体系重塑职业身份认同的边界、以角色转型稳定新闻从业人员内核优势是重构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未来的新闻业，边界将持续消融，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将不断拓展，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认同也将在动态调整中不断变得坚韧。